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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1842年3月21日，正值鸦片战争期间，时任浙江巡抚的刘韵珂给道光上了一道“十可虑”奏折，认为战争不能再打下去了。其中六可虑“英军巴结民众，以至民众没有同仇敌忾之心”，九可虑“地方上有发生民变的可能”。
这让道光忧心忡忡，害怕“不呈之徒乘机而起”。
实际上，刘韵珂的六可虑不完全对，沿海民众确实确实经常以吃瓜的心态看着清军与英军作战，但是如果英军有侵扰行为，民众还是有不惜死战的决心的，比如：三元里抗英！
三元里抗英油画。
01
在1841年春，英军在广州城有一系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，这期间对当地民众多有侵扰，而三元里地处广州城北部，距离只有三里地，所以受害更甚。在鸦片战争结束后，1848年，曾在战争期间担任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的戴维斯（又译爹核士、德庇时），在报告当中承认当时印度士兵对三元里妇女有强奸行为。
而在英方文献当中也经常有关于征发粮食的记载，如何征发？要么是不公平交易，要么是直接动手抢。
这让三元里民众颇有怨言。
而接下来英军的“开棺暴骨”行为，更是直接点燃了三元里抗英的导火索。
当时三元里附近有一座双山寺，里面存放有棺椁。1841年5月29日上午，英军在经过这里的时候，不知是什么心理，竟然打开棺椁查看里面的尸体。
在中国传统观念当中，是人死为大，只有犯下十恶不赦之罪的人，才会被“开棺暴骨”。英军的这种行为，是无法接受的。
所以，就在英军“开棺暴骨”的当天下午，三元里100多个乡村代表齐聚在三元古庙，共商抗英大计。
领头人有何玉成、颜浩长、韦绍光、邓潜等，这些人多为客家人，有强烈的宗族观念和抱团精神。
其中，何玉成是道光十一年的举人，在当地颇有威望。颜浩长与韦绍光都是菜农，两人自幼习武，颜浩长绰号“定拳长”，韦绍光则担任当地武馆教头。邓潜在广州城北三家店以打石为生，力大无穷，绰号“打石邓”。
三元古庙。为道教场所，位于广州市广园中路34号，同时也是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纪念馆
经过商讨，最后共同决定以三元古庙的三星旗作为令旗，吹响螺壳聚兵，“打死无怨”。
三元里抗英所用的三星令旗，约定旗进人进。现藏于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纪念馆
翌日清晨，三元里聚集青壮男丁3000余人，在颜浩长、韦绍光的带领下，前往广州城北，锣鼓喧天，高呼“杀番鬼”！
三元里抗英所用螺号，吹响聚兵。现藏于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纪念馆
02
见此情形，英军陆军司令郭富亲自带兵出战，总兵力约1000人，包括第26团的四个连、第37团的两个连、第49团的三个连，此外还有印度志愿兵连，并以数十人的海军陆战队作为先导。
英军枪炮锐利，所以熟读兵书的举人何玉成事先就已经决定施展诱敌之计。
据参与此次战役的英军记载说：“我们的火枪继续对着他们的队伍一行一行地推过去，他们仍然没有什么畏惧的表现，摇动着旗帜和盾牌，引诱我们向前进。”
在颜浩长、韦绍光的带领下，很快将英军引诱到了牛栏岗附近。
这一带山峦环绕，道路狭窄，而中间的平地也是遍布水田，导致英军无法展开队列，所穿的皮靴更是在水田当中行走艰难。
相反，三元里民众却是对这里的地形熟悉得不能再熟悉，穿着草鞋在水田当中行走自如。
而且，这一带已经事先埋伏有青壮男丁4000余人，由邓潜带领。于是三元里抗英总人数达到了7000余人，声势浩大。
以林福祥为首的五百余名乡中水勇也闻声赶来，参加战斗。
这时候已经是下午1点，突然天降大雨，当时英军所装备的尚不是后膛装弹的来复枪，而是前膛装弹的燧发滑膛枪，在火药受潮之后无法击发。
于是被迫进行肉搏战。虽然龙虾兵擅长拼刺，但是架不住三元里民众悍不畏死，前赴后继，对英军造成一定杀伤。
尤其是邓潜，带领手下的几个打石工以石锤、铁棍为武器，截击英军。他们地形熟，又勇敢，又灵敏，神出鬼没地给了英军很大的打击。
一直到下午4点，郭富才将部下英军重新集结起来，结果又发现37团第三连整体走散，于是只能搜索。一直折腾到晚上9点，才在广州城派出援军的接应之下，狼狈撤回四方炮台。
三元里抗英缴获的英军服装。现藏于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纪念馆
关于英军损失人数，根据《广东军务记》的记载，是“杀死夷军百余名”。而在《记粤人败英夷于三元里》当中记载，是杀死英军750人，这属于夸张了，要知道英军出兵总人数也不过1000人。
林福祥《平海心筹》的记载，击毙英军“二百有余”，因为林福祥本身就参与了三元里抗英战斗，所以具有一定可信性。
三元里抗英缴获的英军佩饰，看形制应来自营级以上军官。现藏于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纪念馆
而英军方面则是记载伤亡数十人。
鉴于两方面都有可能夸大或缩小，所以取中位值，击毙英军100人左右还是可以的。
相对于拉胯到战果经常个位数的八旗军和绿营，三元里民众依靠大刀长矛，甚至农具，就取得如此战果，是十分难能可贵的。
03
英军撤退至“四方炮台”之后，三元里民众并未放弃，尾随包围了四方炮台，而且附近州县如花县、增城、从化等地也陆续有青壮男丁赶来增援，人数不断壮大，达到了两万人，约定在此困死、饿死英军。
英军陆军司令郭富见此，十分惊恐。于是趁夜间派出信使找到靖逆将军奕山，一番威逼利诱。
于是奕山很快委派广州知府余保纯遣散三元里民众。而与余保纯则是拉上南海知县梁星源、番禺知县张熙宇，因为三元里归这两个县管辖。
民众不怕洋人，但是怕官府。官府不怕民众，但是怕洋人。洋人不怕官府，但是怕民众。
这个逻辑怪圈，确实令人无语。
余保纯、梁星源、张熙宇三人来到四方炮台，虽然在洋人那里点头哈腰，但是见到三元里民众却立马作威作福，吹胡子瞪眼睛，恫吓“如果不就地遣散，则增加三元里地区的钱粮赋税，而且《广州合约》当中赔偿英军的600万两白银，也由三元里各乡村分摊”。
普通民众哪能抗得住这个？于是就地解散，至此，在清政府的干预之下，三元里抗英结束，英军随后心有余悸，选择撤退到军舰。
04
三元里抗英表明，中华民族从未缺乏对外来侵略的反抗精神，也具备反抗能力。然而针对满清政府而言，他们根本就没有认识到这是国家民族观念的觉醒，而是将其视作“民变”。他们并不十分担心英军在东南的军事行动，因为只要签订合约，“割地”、“赔款”就可以满足英军的胃口。
但是对于三元里民众的反抗斗争，却是万分警惕的。
因为，今日能够聚集上万人反抗英军，那么焉知明日会不会聚集更多人反抗清军？
要知道，清政府对于民众的盘剥，可是要十倍百倍于英军侵扰的。
所以，清廷上上下下，普遍持有“防民甚于防寇”的观点。
他们认识不到人民当中所蕴含的无限战争潜力。
05
如果清政府能够广泛发动全体民众，那么在鸦片战争当中面对劳师远征的英军，只要坚壁清野，断其补给，就像三元里抗英那样利用英军不熟悉地形的缺陷诱敌深入，那么英军必然会陷入到人民战争的泥潭当中，海军虽然无能为力，但是陆军，覆灭仅在弹指之间。
